【文章来源】李俊清 赵琦 | 旅游兴边：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困境与纾解[J]《民族学刊》2026（7）
[摘要] 中国陆地边境县域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丰厚，对其进行合理开发利用能有效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更对巩固边防、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发展成效显著，在深化跨境合作、落实“兴边富民”战略、巩固边疆长治久安、激活文化自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边境县域依托旅游产业统筹边境安全与地方发展的相关问题，仍缺少整体性研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以“安全—发展—治理”为分析框架，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是：安全维度上，以领土主权与边境管控风险为代表的传统安全，与以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为主的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发展维度上，潜在旅游资源转化受阻，游客对边境地区认知固化；治理维度上，区域协同发展不足、制度体系有待完善、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人才短缺等问题并存。为此，应立足底线思维，强化主权安全，维护生态与文化安全；推动资源活化与市场培育，提升旅游发展效能；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统筹制度与要素建设，切实增强旅游兴边成效，推动形成“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边疆治理新局面，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旅游兴边；陆地边境县域；边境旅游；兴边富民；国家安全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边疆治理”（2025JCXT20）、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项课题（ZL2025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俊清，四人麻将玩法
知行讲席教授、四人麻将玩法
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边疆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民族地区公共事务管理研究；赵琦，四人麻将玩法
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及旅游研究。
一、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边境线最长、陆地邻国最多的国家。[1]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国家安全面临严峻形势。陆地边境县域作为国家的前沿地带，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其安全与发展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2]
然而，当前我国陆地边境县域面临人口流失的严峻挑战。1982—2020年间，该区域人口总量增长放缓，部分抵边村寨出现人口空心化现象。[3]这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增速越缓，人口外流的推力就越强，不仅制约本地发展，也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威胁。[4]事实上，陆地边境县域并非缺乏发展潜力，其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独特的地理区位与多元的社会文化赋予其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现实可能。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5]，这一重要论述为边境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为目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在此政策背景下，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作用至关重要，使其通过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为陆地边境县域的安全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切实落实国家战略部署。
学界围绕边境旅游的价值、发展困境及优化路径等方面开展多维度研究。在价值方面，学者们认识到边境旅游是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更是固边、兴边、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抓手。[6]宋瑞认为，在“十五五”期间，边境旅游在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系统集成作用，成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和服务贸易的集成器。[7]在发展困境方面，王悦发现我国边境旅游呈现出强劲增长态势，但依然面临国际合作不深入、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显著性问题。[8]徐哲俊等学者指出中朝边境各城市旅游竞争力水平差异显著、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9]从韧性视角看，田里等学者发现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过程存在“边境地区开放—地方韧性损耗”的逻辑，从而产生安全冗余、安全均衡和安全滞后等不同态势。[10]该学者还发现，权利让渡与利益分歧构成影响边境旅游与国家安全关系演化的主路径，社会放大则作为辅路径，双方属性经此相互作用，形成风险累积、完全对立、协同发展三种模式。[11]在实证研究方面，黄爱莲基于DPSR（驱动—压力—状态—响应）四个维度对龙州县红色旅游资源安全进行系统评价，发现当地红色旅游资源存在呈现模式单一、活化创新手段较为落后、时代价值感知不强烈等问题。[12]王峰等学者借助标准差椭圆、空间错位指数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发现西部边境片区县域旅游资源活力较强，东北边境片区县域旅游资源水平较高。[13]王雅文等学者对兴边富民行动影响广西边境旅游发展的效应进行系统评估，发现兴边富民行动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投资增加，以及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来促进边境旅游发展，县域人口规模与交通发达程度会对此过程产生影响。[14]在优化路径层面，白洋等学者提出建构“点—线—面”系统结合的跨境旅游合作区协同发展模式。[15]吴彦辉等学者认为，旅游发展通过绿水青山、产业融合、文化传承、社区参与、增收就业等优势推进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振兴。[16]此外，部分研究关注到海洋边境旅游过程中的主权实践[17]、边境城市旅游网络关注度[18]、边境国道旅游廊道空间结构[19]以及中老铁路与沿线边境旅游协同发展[20]等方面。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边境省域宏观尺度或典型口岸城市，侧重于旅游经济、生态安全、跨境合作等单一维度，陆地边境县域如何利用旅游业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破解其发展困境仍缺乏整体性探讨。本研究将系统梳理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概况、开发成效，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安全—发展—治理”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剖析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与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二、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概况
中国陆地边境线有2.28万公里，与14个国家接壤，沿边9省（自治区）土地面积589.4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61.4%。[21]根据《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23》，本研究以140个边境县（市、区、旗）为研究区域①。按照地域划分，陆地边境县域可分为东北边境县域（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边境县）、北部边境县域（内蒙古自治区边境县）、西北边境县域（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边境县）、西南边境县域（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县）。
（一）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分类
知名度高、信誉好的旅游资源会对旅游消费者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22]因此，在上述研究范围内，本研究以各边境县域的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边疆九省（区）文化和旅游厅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发现九省（区）A级旅游景区共计4579个，其中140个边境县的A级旅游景区共有818个②。基于此，本研究建立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数据库，并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与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23][24]，对边境县域旅游资源进行分类整理，将其划分为自然与人文两大属性，进一步结合旅游资源在旅游系统中的主导吸引因素及游客的旅游需求，细分为八个主类与二十一个亚类（见表1）。
（二）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特征
1.资源优势明显，空间分异显著
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整体优势较为突出，类型多样且分布广泛。例如，虎林市虎头旅游景区、龙州县红军古道景区、龙陵县松山大战遗址纪念园等红色旅游资源，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陈巴尔虎旗呼伦贝尔大草原•莫尔格勒河景区、博乐市赛里木湖景区、大新县德天跨国瀑布景区等绿色生态旅游资源，尽显自然之美；崇左市宁明县花山岩画景区、集安市高句丽文物古迹旅游景区、腾冲和顺古镇景区等历史遗迹景观，积淀千年文脉，承载深厚历史底蕴。“红、绿、古”三色资源协调发展，成为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核心竞争力，彰显其资源优势。从空间格局看，边境县域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异：东北边境县域以火山地质、森林生态、界江湿地、冰雪资源为自然特色，以抗联精神、垦荒文化、工业文化、俄朝跨境风情、鄂伦春民俗文化等人文资源为核心打造旅游景观；北部边境县域以草原河曲、荒漠湖群、林海湿地为自然标志，以蒙古族文化、航天科技、红色边疆史为人文亮点开发旅游景区；西北边境县域以高山湖泊、荒漠戈壁、绿洲胡杨为自然禀赋，以丝路文化、多民族文化、现代农牧业、戍边文化为人文底蕴开发旅游景观；西南边境县域以高原极境、喀斯特地貌、热带雨林、跨境江河瀑布为自然主体，以多民族原生态文化、茶文化、跨境商贸为人文重点开发旅游资源。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相融共生，实现了边境县域旅游资源的优良组合，使游客在欣赏壮丽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入体验丰富的人文文化，进一步彰显了边境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
2.文化多元深厚，地域文化独特
边境县域依托边关历史、丝路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形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区域多元共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文山州英雄老山圣地、镇康县赐福彝寨等景区通过展现卫国戍边的精神传承，引导游客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与民族观。另一方面，边境县域在历史上长期作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交流交融的前沿，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互鉴、交融共生，塑造出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为游客建立深层次文化认同提供独特载体。例如，塔县帕米尔旅游区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拥有丰富的丝路文化遗迹和多元民族交融历史。该景区通过旅游开发展示丝路文化，凸显其文化共生性，推动游客从情感与认知层面强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同。此外，边境县域地处特殊地理区位，独特的地域环境孕育出多样的地域文化资源，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以澜沧县老达保景区为代表的人文旅游资源，生动展现当地各民族聚居环境与特色民风民俗，使游客沉浸式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魅力。
3.跨境属性鲜明，地缘特色突出
边境县域拥有突出的跨境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禀赋。自然旅游资源方面，界江、界湖、跨国瀑布、跨境生态走廊等自然资源构成共享优势，为边境旅游发展奠定基础。以德天瀑布景区为例，游客可乘竹筏穿行界河赏瀑布，亦可登临观景台览全景。人文旅游资源层面，边民互市贸易区、边境村寨等空间载体，与跨境少数民族语言、节庆民俗、传统生计方式等活态文化资源深度融合，塑造出边境县域独有的人文资源禀赋，自带跨境交融的天然特质。依托这类资源打造文化体验、民俗互动等特色人文项目，形成独特的跨境旅游产品，有效拉动边境区域经济发展。此外，边境县域留存大量承载边疆地缘记忆的历史遗存，国门、界碑、古驿道、老海关旧址、战事遗址等人文资源，清晰见证捍卫国家主权、边疆开拓建设与边境演变的历史。例如，马关县罗家坪红色文化旅游景区，既展现民众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又通过开发红色旅游度假区，实现精神传承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三）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开发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治国必治边”等重要战略思想，为边疆地区的繁荣发展与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边境县域作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既是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也是展示国家实力与形象的重要窗口。[8]近年来，各边境县域加快文旅资源开发，立足本地资源探索特色发展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不俗发展成果，充分体现出边境旅游助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
1.深化跨境合作，筑牢睦邻根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跨境合作已成为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与邻国友好往来的战略支点。[25]根据共生理论，边境县域通过跨境旅游合作与周边国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合作网络，进而建立互惠共生关系，有利于降低外部风险与不确定性。[26]一方面，跨境旅游合作切实促进了双边政策沟通与民心相通。实施免签政策、签署合作协议与合作备忘录、建立双边联席会议机制、缔结友好城市等举措极大地便利了双边人员来往，提升了共生系统的开放性与互动效率。例如，截至2026年3月15日，中国对俄实施免签政策半年来，黑龙江省各口岸入境俄罗斯旅客达23.2万人次，同比增长61.2%[27]；中越已通过多个合作项目推动游客互送，2025年1月，中国成为越南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8]另一方面，跨境旅游合作成为深化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凝聚发展共识的重要纽带。边境县域以“跨境旅游+”模式整合边民互市、文化节庆活动等资源，将经济利益与文化交流深度绑定，在提升边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巩固“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睦邻氛围，从而强化共生系统的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为边境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2.助力兴边富民，提供产业动能
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旅游发展则被视为实现新时代兴边富民目标的关键路径。依托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边境县域将生态优势、文化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旅游收入已成为地方财政与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以西南边境县域为例（见表2），2020年至2024年期间，该地区年均接待游客2.22亿人次，年均旅游收入为2108.95亿元。旅游发展催生了多元化业态，改善了边民生计结构。从民宿经营、特色餐饮到手工文创、导游服务，旅游业为文化程度各异、年龄层次不同的边民提供了低门槛、高包容的就业机会，促使边民家庭收入来源从单一依靠农牧业转向多元经营，降低了边民的生计脆弱性。例如，盈江县石梯村依托丰富鸟类资源发展生态观鸟旅游，通过组织村民接受专业培训成为“鸟导”、开办民宿、参与旅游服务，带动村民收入稳步提升。[29]与此同时，边境旅游不断吸纳各类外部资本落地，有效激活地方产业活力，推动兴边富民行动在政策引导下形成政府统筹、市场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为例，当地文旅行业提速增效，有效激活社会消费扩容提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带动投资结构转变。2024年一季度，该地产业投资增长46.3%，高于全省28.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比重的46.2%。[30]
3.推动边疆稳固，释放治理效能
边境县域旅游发展不仅能带动经济增长，更是提升边疆治理现代化、实现固边兴边的重要抓手。首先，旅游业发展有效逆转了边境地区人口聚集效应减弱、人口密度偏低，部分地区因自然条件恶劣而无人定居的困境。[2]旅游带来的客流、信息流和物资流通，持续向边境县域集聚，扩充了本地戍边常住群体，并搭建起多元文化互动平台。这一变化既能缓解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又能通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推动边境社会有机整合，持续提升边疆地区抵御各类风险的社会韧性。[3]其次，边境旅游发展推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边境地区纵向延伸。为满足游客需求所建设的交通、通讯、医疗等基础设施，同步转化为边民的民生福祉，并与兴边富民和安居融居工程等国家战略举措形成了协同效应，使得边境县域的治理资源实现跨越式提升。例如，2021年以来，云南省在374个沿边行政村实施幸福村建设，补齐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并于2024年启动巩固提升工作，打造30个边境旅游示范村，相关项目与兴边富民等战略统筹协同，支撑边境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31]更为重要的是，边境县域旅游发展对地方政府的风险防控、市场监管和应急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使得边境县域的治理能力在实践中得以不断提升，从而在根本上释放了边疆基层的治理效能，实现了边民安居、边防巩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赢格局。
4.激活文化自觉，增进文化认同
根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边境县域的文旅资源开发是当地居民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路径。通过旅游化利用，原本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资源被转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文旅产品，促使居民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内涵与独特性，从文化持有者变为文化传播者，形成“各美其美”的文化认知，并逐步建立“美人之美”的包容心态，激发其从被动传承转为主动创新，在实现文化主体性回归基础上，推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32]例如，傣族造纸技艺在孟定镇芒团村成为支柱产业，通过开发文创产品，白棉纸产值超700万元[33]，居民在此过程中增强了其对自身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构成部分的认同。[34]此外，边境县域旅游开发跨越地理界限，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信息流通的重要桥梁。社会交换理论指出，社会互动本质上是个体或群体之间资源的交换与共享过程。[35]在此过程中，各地区人员通过分享与交流，不仅增强文化包容性与多样性，还能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培育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36]例如，阿尔山市将中华文化、民族团结主题景观融入各大景区，打造同心桥、团结树、文化诗词长廊等特色打卡点位，结合杜鹃节、非遗市集等文旅活动开展沉浸式文化传播，以旅游为纽带推动本地各族群众深度交往交流交融。2024年共接待游客576.6万人次，各族群众在文旅经营、接待服务的共同参与过程中不断增进文化理解与认同。[37]
三、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现实困境
边境县域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向好，综合开发效益持续释放，有效拉动地方经济稳步增长，为居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增强游客的幸福感，逐渐成为稳边固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支点。然而，受自然条件、交通区位等因素制约，边境县域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与内地和沿海地区存在差距，其旅游发展仍面临诸多困境亟待解决。本研究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安全—发展—治理”三维分析框架，探析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安全之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
1.传统安全风险：领土主权与边境管控面临新型挑战
传统安全风险涉及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等领域。[38]边境旅游为实现利益最大化，会适度让渡国家可回收的权力与邻国合作，致使陆地国界、边境空间以及国家认同模糊化，在政府部门自利性作用下衍生出不可预知的安全风险。[39]在领土主权方面，部分周边国家利用边境旅游人员的流动性与文化的互动性，通过叙事建构等方式潜移默化影响边境地区民众的身份认同，甚至试图模糊历史与领土归属的集体记忆，以强化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对我国传统安全构成潜在挑战。印度在其非法侵占的中国洞朗地区等边境争议区域，推行所谓“战地旅游”项目，并由其军方参与旅游设施的建设，固化非法占领事实，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40]在边境管控方面，地方旅游发展往往优先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断扩大权利让渡的范围与规模，致使边境县域旅游发展速度超过国家安全建设进程，导致传统安全风险累积，埋下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11]边境旅游便利化在为边境地区带来大规模、高频次客流的同时，也使得非法越境、走私、渗透等风险隐患随之加剧，加深对传统安全的威胁。随着跨境游客规模持续扩大，部分游客缺乏清晰的国界边界认知与边境管理规范意识，易引发跨境民事纠纷，若处置不当可能进一步升级为边境摩擦甚至演变为涉外安全事件。此外，部分边境口岸因旅游便利化措施而放松对人员身份背景审查，这有可能被极端势力或情报机构利用，形成传统安全漏洞。
2.非传统安全风险：文化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双重压力
非传统安全是区别于传统军事安全，又能够给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影响的安全因素，其范围扩展至文化、生态、社会等多种安全领域。[41]边境县域旅游发展进程中，文化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双重压力尤为突出。
在文化安全方面，由于边民文化安全意识不强，尤其对涉及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现实问题认识不足，存在私自制作、刻录、低价出售文化遗产相关资源的行为，导致相关文化资源轻易流入邻国。[42]与此同时，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跨境文化保护涉外法律支撑与对外叙事体系，主动开展涉外文化维权、正本清源的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容易造成本土民族文化符号遭到境外不当挪用和歪曲，加剧文化安全隐患。部分周边国家针对与我国同源共享的文化遗产，在国际层面单方面申报世界遗产或进行商标注册，以此争夺文化资源话语权。例如，壮族天琴于2021年成为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作为同根共生的越南岱侬傣天曲却在2013年成为越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2020年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境外先行申遗使其在国际文化叙事中占据先发优势，挤压我国原生文化脉络传播空间。[43]此外，边境旅游中的文化传播存在价值导向把控不足、文化叙事主导权薄弱等问题，相关领域尚未形成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境外势力易借旅游解说词、宣传材料植入片面历史叙事，可能造成分裂、极端思想借边境旅游渠道向内倒灌，干扰群众文化认同，对中华文化安全形成潜在威胁。
在生态安全方面，边境地区生态承载力偏弱，旅游活动的开展会增加边境地区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游客不当行为很可能引发边境地区生态与资源安全问题。[44]同时,边境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地方政府与社区在承担生态保护责任的同时难以获得相应补偿。部分地区为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不惜以牺牲生态完整性与文化原真性为代价,不仅违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基本发展理念[45],更不利于边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收益又多用于项目再投资,致使生态保护反哺渠道不畅，进一步加剧边境地区生态安全压力。
（二）发展之维：资源转化与市场认知仍存障碍
1.潜在旅游资源转化受阻
资源转化是资源价值重估并释放其价值的动态过程[46]，然而边境县域存在大量兼具独特禀赋与开发潜力的资源，却因多重因素转化受阻。首先，保护性约束成为资源转化受阻的前置性因素。边境县域多处于高海拔、极端气候或生态敏感区域，资源本身的不可再生性与脆弱性限制了其转化，使其必须服从于优先保护原则。例如，岗巴县桑确冰川因综合考量冰川实际情况与游客安全等多种因素，长期未开发且暂不接待任何形式的旅游活动；和布克赛尔县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遗址，因文物保护、设施维护及安全管理等原因，尚未正式对外开放。
其次，技术瓶颈制约资源深度转化能力。虽然边境县域已对部分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但却停留在浅层利用阶段，难以实现其价值的有效释放。一方面，旅游资源的深层价值未被科学识别。例如，珲春市防川景区拥有“一眼望三国”的独特自然资源，但对渤海国丝路、清代戍边、近代边贸等多元历史开发不够，仍停留于“瞭望台打卡”等浅层次开发模式，难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消费形式较为单一。另一方面，产品开发技术缺乏创新性，难以将旅游资源转化为深度旅游体验，游客获得感碎片化，旅游产品缺乏持续吸引力。例如，抚远市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仅作为文化符号简单贴附于纪念品，缺乏场景化、体验式转化，制约其持续发展。[47]
最后，地缘政治构成关键性外部障碍。部分边境县域存在领土争议、边境管控特殊、涉外安全约束等现实条件，制约跨境旅游资源开发，降低游客出行意愿。另外，多国行政主体的发展规划与边境管理政策差异、经济利益分配不均、文化认同分异与责任分担不对等形成资源转化壁垒，如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因各国签证政策以及通关流程存在差异，将会阻碍跨境旅游线路整合；中越边境地区在关于苗族花山节活动开发方面，越方坚持保留传统仪式的“原真性”，我国边境县域为适配旅游市场，对节庆内容进行现代化舞台化改编。[48]双方文化开发取向不同，制约跨境人文旅游资源的整体开发效率和协同效应。
2.游客对边境地区认知固化
游客对边境县域的安全认知趋于固化，从需求层面抑制旅游消费潜力，导致旅游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市场效益，成为制约旅游市场拓展与产业持续发展的深层障碍。
首先，受边境特殊历史记忆、跨境邻里效应等因素影响，在风险社会放大机制作用下，游客极易产生认知偏差，形成“边境等同于安全风险区”的刻板印象。具体来说，历史冲突记忆与边疆早期发展，使游客在潜意识中将边境县域视为军事区域、不稳定地带。加之自媒体时代下个体在社会响应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风险信息极易在短时间内实现数倍的社会放大，由此所引起的舆情危机进一步制约游客对安全威胁与安全能力的研判。[11]邻国的动荡与不安所产生的邻里效应，则会进一步降低游客对边境县域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评价。在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游客对于边境地区的负面认知逐步形成。
其次，信息传播机制促使游客认知趋于固化。在信息来源上，政府及相关部门对边境县域的正面宣传与动态安全信息供给不足，导致游客只能依靠有限的信息渠道了解边境地区，难以获取关于边境县域安全保障升级、特色资源开发、旅游设施改善等方面关键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根据认知固化理论相关研究[49]，信息单一化会导致游客认知封闭，进一步固化其对边境县域的既有印象。在信息内容上，媒体报道、社交平台对边境县域安全风险存在过度渲染或同质化呈现，对游客认知进一步强化。例如，边境县域宣传内容采用“探秘边境线”等猎奇、冒险叙事框架进行宣传，长期重复此类表达易使游客形成认知固化。与此同时，负面信息相较正面信息更容易曝光和增加话题热度，造成信息传播结构失衡，进一步强化游客刻板印象。
最后，各类负面感知形成的游客心理作用机制，会进一步降低其边境旅游意愿。游客对边境地区形成的认知固化会不断放大自身风险感知，直接阻碍出游决策、抑制实际旅游行为。从出游选择来看，多数游客整体出行意愿可能会降低，更愿意避开边境，转向开发成熟、风险感知更低的远距离目的地；即便少数游客选择前往边境县域，也会刻意缩短停留时长，仅选择浅层次、低风险的观光模式。从产业效益来看，住宿、特色文化等深度体验消费需求同步萎缩，造成边境目的地消费结构单一、游客重游意愿不足，长期制约边境县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
（三）治理之维：主体协同与制度要素尚待完善
1.边境旅游区域协同发展不足，多元主体协同乏力
边境旅游发展面临着旅游空间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张生瑞等学者研究发现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与黑龙江东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热点主要分布于东北边境，冷点地区主要集中于新疆东部、西南部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50]此外，区域内部也会存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例如，2024年，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实现旅游收入140.28亿元，旅游人次1701.04万人，而南邻的福海县旅游收入为28.6亿元，旅游人次为506.91万人④。这种县域间明显的发展不均衡，根源在于边境县域现行治理模式大多局限于单个县域视角，缺少跨行政区域协同协调机制，各类发展主体难以凝聚统一发展目标、开展协同行动，使得各县域本就存在资源禀赋差距，再叠加政策制度、地缘条件双重约束，易陷入零和博弈的发展困境。
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异是边境县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表现，但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县域间缺乏对资源异质性的协同挖掘与互补性合作。部分地区依赖世界级或国家级核心景区占据区域内主导性市场份额，以阿勒泰地区为例，福海县等周边县域旅游资源零散、品牌影响力不足，难以分得同等客流红利。拥有优质资源的县域倾向于优先开发本地资源，追求本地收益最大化，资源禀赋相对薄弱的县域则通过模仿或低价竞争等方式分取客流，同区域内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相似性且客源市场重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
政策支持是驱动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支撑区域联动发展的跨区域协同政策，当前在覆盖面与持续性层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尽管在东西部协作等国家战略的影响下，各边疆省份先后出台如《关于促进东北三省一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决定》《内蒙古东部地区旅游业发展实施方案》《内蒙古大兴安岭旅游发展规划(2024—2030年)》《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林区旅游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政策以推动协同发展，但普及层面和持续周期还有待加强和增长。与此同时，旅游发展直接关联地区经济发展，开发主体更倾向于优先开发本地旅游资源、争取属地政策红利，而非投入精力推动区域内县域间或跨区域的共建共享，区域协同的内生动力缺失。
由于边境县域地理区位独特，地缘环境差异进一步放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东部等边境地区临近多个边境口岸，拥有历史悠久的跨境合作体系，依托国家战略布局与周边国家协同发展，将地理前沿转化为开放前沿。相比之下，西南部边境等地缘劣势明显，地缘政治高度敏感，加之地理环境制约，旅游开发成本高、风险隐患较多，跨国协同效应难以充分释放。不同地缘条件下的边境地区在协同能力上具有一定差距，整体协调发展受到制约。
另外，边民作为边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旅游开发中多处于被动地位，经营能力普遍偏弱，加之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进一步削弱其参与积极性。早期凭借资源禀赋以及区位优势，部分边民积极发展农家乐等产业实现了投资回笼，并积累了较为稳定的中低端客源，但由于经营者普遍缺乏体制升级的动力与理念，导致边境旅游发展逐步拉开差距。[51]边民参与发展的积极性持续走低，进一步弱化了边境旅游区域协同所需的多元参与基础。
2.边境旅游安全保障制度薄弱，制度体系有待协调
制度是保障各发展主体合理利益的重要基础[52]，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组织、协调和规范的关键支撑。[53]在当前边境旅游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制度的保障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制度体系有待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安全保障制度薄弱。旅游安全不仅是旅游业的基础条件，更是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的根本保障。[54]边境县域旅游目的地多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更容易发生自然灾害（如雪崩、地震）等突发事件，需要建立更为严格和细致的安全保障措施。然而，部分旅游景区建设起步较早，存在旅游设施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应急设施配备不足、救援力量偏远，制约了政府的应急管理支撑能力。[55]此外，我国周边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其应急管理能力普遍较弱，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恐怖主义等突发事件的能力有限，进一步加剧旅游安全风险，削弱游客出行信心，制约边境旅游健康发展。[44]因此，边境县域亟需更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旅游安全保障制度，以切实保障游客的安全。
二是制度体系尚待协调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边境旅游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搭建起边境县域旅游产业发展的基本法律框架。然而，边境旅游管理分属多个主管部门，覆盖多领域法律法规，各类制度缺乏统筹整合与衔接协调，落地实践中容易出现多头管理、规则条文相互冲突等治理困境。特别是制度更新滞后于市场发展速度，针对边民贸易与边境旅游融合等新兴业态，存在部门职责边界不清、责任主体难以界定、专项规范缺乏等问题，难以适应市场变化，制约边境县域旅游产品的丰富度与创新空间。另外，跨境经济交往和要素流动需依托相应的组织机制与制度协调，且双边文化制度存在差异，现有制度难以充分满足地方个性化需求，进而阻碍跨境旅游合作和发展。[56]因此，边境旅游制度亟需中央到地方多部门、多尺度的协同优化，也需推动双边制度的匹配衔接。
3.边境旅游基础设施有待提升，旅游服务人才短缺
“十四五”期间，我国边疆地区交通网络持续完善，但交通通达性依然低于全国水平。受地理区位、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边境县域仍未通高速公路[57]，旅游交通网络功能尚不完善，难以满足旅游发展需求。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基础设施及旅游配套设施薄弱。边境县域地形复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54]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持续加大对边境县域基础设施的投入，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例如，墨脱县受地质与气候等因素制约，曾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域，通车后的公路常因天气因素出现塌方中断等问题。游客前往墨脱县的行程高度依赖天气状况，即便能够成功抵达，也会因交通不确定性而难以深度体验与游览，进而制约当地客流量提升。此外，邻国部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于我国更为滞后，难以匹配跨境旅游发展需求。[54]同时，边境县域与旅游密切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也跟不上旅游发展的需求。蒋露娟等学者研究发现，广西边境三市间缺少互联互通的铁路交通，部分旅游景区存在公共交通与旅游集散中心缺失、通信能力不足、乡镇住宿设施相对落后等问题。[58]
另一方面，难以应对游客潮汐式旅游公共服务需求。在节假日或旅游高峰期，游客对旅游基础设施的需求远超供给规模，形成典型的潮汐式旅游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现有设施承载力难以匹配阶段性客流高峰，且此时增加基础设施供给并不可行。一方面，旅游旺季增加的基础设施会在淡季时成为闲置；另一方面，边境县域普遍财政能力有限、经济基础薄弱，巨额的前期建设资金会加重地方财政负担。此外，受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基础设施维护成本较高，部分地区还涉及生态保护与跨境地理限制，若盲目满足游客潮汐式旅游公共服务需求将会引发生态破坏等问题，违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初衷。
除基础设施供给存在突出矛盾外，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同样制约边境县域旅游提质升级。人才是实施任何重大发展战略的基本保障，旅游服务人才对边境县域旅游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实中边境县域在薪酬待遇、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难以吸引大量高素质旅游专业人才。这导致边境县域旅游服务人员数量不足，难以充分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同时，由于旅游行业准入门槛较低，边境县域服务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且缺乏系统培训，难以提供高质量和个性化的旅游服务。例如，腾冲市持有导游资格证共计1308人，实际专职带团导游人数仅占41.12%，其中初级导游占比达95.09%，中、高级导游人数较少[59]，进一步反映出人才结构失衡与专业水平整体偏低的现实困境。
四、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发展纾解路径
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发展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统筹国家安全、地方发展与基层治理，使旅游成为统筹边境安全与发展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基于前文“安全—发展—治理”三维分析框架提出纾解路径（见图1），为推动边境旅游的蓬勃发展，落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筑牢理论基础。
（一）安全发展：以底线思维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1.强化主权安全，筑牢边境防线
维护领土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中之重，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前提。针对边境旅游便利化带来的风险，应建立边境旅游开发的安全准入与分类管控制度。对于争议敏感区、军事管控区与高风险口岸，应实行严格的安全准入与负面清单管理，严防旅游开发突破安全边界。具体来说，一是建立边境旅游开发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在未定界地区、实际控制线争议地区、军事设施周边一定范围内开展战地观光、边界探险等易对领土主权与边境安全构成潜在风险的旅游项目，从源头规避边境旅游开发的安全隐患。二是在上述区域内进行的旅游活动以及人员来往必须经过国家安全、外事、军事、文旅等多部门联合安全风险评估。三是对边界实施动态监测，严防越界或违规开发行为。对于开放型边境县域，应在完善游客通关便利化服务的同时，推动旅游开放与边境管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优化通关服务流程，推广智能核验设备，提升游客通行效率与体验。另一方面，加强入境游客信息核验与背景筛查，建立与公安、边检、海关等部门的动态巡查系统，提升联合执法能力。对于一般型边境县域，则应加强国界意识、国家观念与涉外行为规范宣传，将游客、边民、旅游经营者纳入边境安全教育体系，防止其因认知不足而引发安全事件。
2.维护文化安全，构建叙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6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将文化建设置于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加快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边境县域应深度挖掘并充分利用文化资源，系统开展文化遗产普查、登记与数字化建档工作，针对区域内同源共享、源流相通的文化资源，加快推进资源认定与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夯实本土文化叙事基础，提升区域文化表达主动权。与此同时，可设立文化保护专项基金，助力边境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利用，扶持依托传统民族文化元素打造高品质文创产品，规避产品开发同质化、浅层化，同步提升边境旅游文化底蕴与综合经济效益。此外，积极引导、扶持边境县域群众深度参与文旅开发与文脉传承，让群众成为文化保护、旅游发展的直接受益者，以此维系边疆民族文化完整一体的发展格局。另外，边境县域还需构建系统的文化叙事体系，以此增强文化认同。一方面，支持在边境县域建设历史文化纪念馆、生态博物馆、非遗展示中心等文化设施，系统展示边境地区的历史沿革、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以此增强边境地区人民及游客的文化自信与认同。另一方面，在边境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深度融合中华文化主体性内容，设计主题明确、叙事连贯的边境文化旅游线路，展示历史上中华文化的传播脉络、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以及国家边疆治理历程，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文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根基。值得注意的是，要严格审核景区景观设计、解说词与陈列内容，确保所有内容创作都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维护边境文化安全，杜绝分裂与极端思想传播。
3.维护生态安全，实施差异开发
推动生态效应向经济效应转化，须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各边境地区应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推进生态安全导向下的差异化开发。[61][62]首先，建立全域覆盖、动态调整的分区管理体系，将边境县域旅游空间划分为生态敏感区、限制开发区与适度开发区，实施分类管控。对于冰川核心区、高山湿地保护区、原始森林无人干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核心区等生态恢复力极低区域，严禁各类旅游设施建设与游客活动，仅允许批准的科学研究与生态监测活动，并实施动态监测，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对于生态缓冲区等限制开发区域，以生态展示、科研科普、预约体验等低干扰活动为主，严禁大规模商业开发，实施游客总量实时控制、预约审批与限时停留制度，由专业导览员全程陪同，规范游客活动范围。对于生态自修复能力较强的适度开发区，在科学测算环境容量的基础上，适度建设低碳、可拆卸、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旅游基础设施，同步配套环境监测，动态管控生态承载力。其次，健全边境生态补偿机制。一方面，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边境生态旅游专项转移支付，为边境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提供稳定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对口合作等方式，推动获得生态收益的边境县域对生态保护区县域给予补偿。最后，建立旅游收益反哺生态机制。对生态管控严格、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边境县域进行评估，授予示范区等称号并纳入国家级生态旅游推荐名单。同时，相关旅游企业按照门票缴纳生态保护金，用于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等环节。此外，统筹部分生态补偿资金与旅游经营收益，对因生态管控受限、缩减生产经营活动的边民及村级导览社区发放专项补助。
（二）有效发展：以资源活化和市场培育提升边境旅游发展效能
1.分类转化旅游资源，提升资源开发水平
对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濒危物种栖息地以及文化遗址等脆弱性旅游资源，应坚持保护开发为根本原则，以科技赋能资源转化。例如，采用三维扫描、VR/AR沉浸导览、全息投影等措施进行数字展示，将不可触达的脆弱区域转化为可复制的数字资产；以专家讲解、标本观察等方式开发研学科普产品，将资源转化为自然或历史课堂，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对于因技术瓶颈处于浅层利用阶段的旅游资源，应深挖资源背后的边疆历史、民族文化与国家记忆并以此为基础，设计旅游产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非遗技艺、节庆活动、传统民俗等活态资源应推动其向场景体验转化，让游客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在深度体验中刺激其情感共鸣，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从而提升资源转化效率。对于因地缘风险限制开发的旅游资源，应避免强行开发核心敏感区域，围绕界碑、国门等旅游资源，结合历史沿革、国土认知与国防教育，打造安全、可控、有教育意义的边境旅游产品。
2.优化边境旅游供给，增强市场吸引力
边境县域旅游发展应立足各地旅游资源特点，构建多层次、特色化产品体系，拓宽旅游消费空间、提升市场吸引力。东北边境县域可依托中俄、中朝边境的冰雪资源与口岸优势，避免仅停留在滑雪、冰雕等传统项目，推动冰雪旅游+跨境商贸深度融合。例如，联合俄方边境城市开发冰上自驾线路、跨境年货大集等活动，与旅行社合作推出“滑雪+商贸考察”定制旅游团，面向中高端消费群体，提供滑雪教练、翻译、商务对接等增值服务，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人均消费水平。北部边境县域应整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开发自驾环线，打造亲子游与高端定制游，联合生态牧场推出牧民生活体验等活动，促使游客深度体验草原文化。西北边境县域应以丝绸之路遗址、戍边文化和多元地质地貌为核心，开发夜游古城遗址、星空露营、边境护边员体验、高原动植物科考等沉浸式旅游体验产品，并与生态保护机构合作，设计徒步线路，开放高价值景观位，吸引精品旅行团。西南边境县域可利用云南、广西边境的傣族、壮族、京族等民族文化资源和热带气候资源，突破打卡拍照等浅层消费的局限，推出傣医康养、梯田农耕研学、民族药浴等旅游度假产品，并针对银发旅游群体开发包含健康监测与跨境文化体验等服务的旅居产品。通过分区域、分主题优化产品供给，推动边境县域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丰富消费场景，切实增强市场吸引力。
3.重塑边境旅游传播，引导游客观念转型
边境既是抵御外来风险、保障国家安全的“墙”，也是连接内外、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因此，边境县域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应建立由政府主导、媒体协同、市场参与的正向传播机制，积极与邻国联合营销，逐步改善游客对边境县域的固有认知。首先，依托数字化新兴技术与新媒体传播平台，全方位宣传边境县域现代化建设成效。政府可整合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多元化传播形式，展示边境口岸贸易、跨境民俗节庆等真实发展场景，有效消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公众感知风险。边境旅游目的地可联动网络意见领袖与在线旅游平台共建边境旅游专属推广板块，依托精准内容推送、流量倾斜扶持等运营手段，向目标客群全方位展现边境现代化发展面貌，强化边疆安全意识，推动认知观念转变。其次，优化边境县域旅游宣传叙事，避免猎奇化表达。可开发特色研学旅游产品，将国防教育、跨境经济合作区等资源转化为旅游体验项目，深化游客对边疆安全与发展价值的认知。最后，与邻国联合营销，共同打造跨境旅游线路、联合举办节庆活动，通过双边官方与市场渠道同步宣传，进一步改善游客对于边境县域的军事化或风险化印象。
（三）协同发展：以多元共治和要素统筹构建边境旅游治理体系
1.多元主体协同，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
全域旅游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对特定区域内各类旅游要素及相关因素进行系统整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与可持续发展。[63]边境县域发展全域旅游的重要性尤为突出，不仅要注重旅游资源的差异化开发，更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旅游线路整合体系。
具体而言，边境县域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需注重“两个打通”。一方面，对内打通，构建多层次的旅游空间网络。边境县域若仅依赖单一自然景观或文化景观，将难以支撑其旅游可持续发展。[64]政府与旅游企业等开发主体间亟需协同发展，应突破以单个县域为单位的发展思路，通过优化交通网络、创新旅游线路以及共建公共服务等措施，推动资源互补、线路共建与客源共享，构建核心景区辐射周边县域的协同网络。对于资源丰富、热门口岸和成熟景区所在县域，应强化其辐射带动作用，发挥核心节点的功能。对于资源相对薄弱、区位偏远的周边县域，则不宜简单复制热门景区模式，而应通过特色主题塑造和线路联动，承接核心景区的外溢客流，形成协同互补发展的格局。通过跨县、跨市以及跨省联动，可将边境县域旅游由点状开发提升为网络化布局，缓解区域发展失衡与同质化竞争问题。另一方面，向外联动拓展，依托沿边区位优势与境外景区开展协作，搭建跨境旅游联动通道。通过全域资源统筹整合与精品旅游线路优化，边境县域能够摆脱旅游边缘区位劣势，成长为区域性文旅枢纽，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激活文旅产业活力，逐步缓解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构建全域旅游一体化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完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增强边民与社区参与能力。建立政府统筹、企业运营、社区参与、边民收益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边民由旅游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传播者、服务提供者与利益共享者。对于边民参与能力较弱的社区，可通过合作社、示范带动和利益分红等方式，降低参与门槛，提升其经营能力，避免因利益分配不均、参与机制而削弱基层积极性。
2.提升旅游安全管理，协调整合相关制度
为提升边境旅游安全保障水平，应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导向，通过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协同化的制度框架，实现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理能力的跨越式提升。首先，构建完善的预警机制。预警机制需以宣传教育工作为基础，与邻国协作编制涵盖旅游安全相关问题（如安全隐患、应对措施）、各国应急救援电话以及外交机构联系方式等重要信息的宣传手册，增强游客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54]同时，还需建立边境旅游信息平台，整合并发布边境旅游各类信息，实现旅游信息共享，为游客提供全面准确的参考。[54]此外，需进一步完善边境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依据旅游安全风险严重程度划分科学等级，明确极端天气、游客滞留、跨境安全事件等不同突发事件的响应流程。景区及政府要定期开展实景化演练，确保预案在实际操作中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实现预案与实操的无缝对接，从而提升应急处理的效率与精准度。
其次，深化跨境应急协同合作。积极与边境邻国签订跨境应急合作协议，建立联合救援等协同机制，加强与邻国在应急救援方面的沟通与协作，形成跨国应急救援合力，共同应对边境旅游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提升跨境应急救援效率。最后，强化应急保障制度的支撑体系。一方面，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提升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指挥能力，为边境旅游应急管理体系高效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另一方面，边境旅游发展涉及外交、公安、商务、海关等多个部门，需建立多部门联合管理制度，清晰界定各部门的职能与职责边界，避免出现职责不清的现象。在具体的推进中，建议在党委领导下以文旅部门为核心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协调整合相关制度，统筹安全、生态与经济等目标，成立边境旅游发展委员会、理事会以及日常管理机构，统一审批标准与监管流程，以避免多头管理与治理理念矛盾等问题。同时，应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边境旅游管理办法》等法规的动态评估机制，确保法规内容与新兴业态的同步更新。
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为落实“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的要求，边境县域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需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增强旅游目的地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支撑。为此，应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路等级，增设旅游专线，构建旅游目的地四通八达的旅游交通网络体系。[63]边境旅游配套设施优化同样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合理增设旅游集散中心，全面提升旅游目的地民宿及酒店的服务品质；另一方面，应深化与邻国的合作交流，以旅游配套设施升级为重点，带动跨境旅游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同时，配套设施的智能化升级也是提升边境县域旅游服务质量的关键。在边境县域旅游核心景区，可配置智能语音导览设备、伴游机器人及全覆盖的5G网络等智能化设施。这些技术既能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又可通过大数据对景区客流量实时监测，实现游客分流和拥堵路段的智能疏导，从而将“无序潮汐”变为“可预见的波浪”，为应对游客潮汐式需求而争取宝贵时间。除此之外，边境县域旅游景区还应增设无障碍通道、母婴室、第三卫生间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新能源充电桩、共享交通工具等新型基础设施。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还需同步提升软件服务水平，其中旅游服务人才培育正是关键所在。具体而言，设立边境旅游服务人员专项补贴，提升岗位吸引力，同时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联合高校开设边境旅游服务等特色课程，并对在岗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与考核，全面提升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
五、结语
边境县域是国家安全屏障的第一道防线，更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前沿阵地，其安全与发展直接关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的稳固性。旅游兴边作为统筹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关键路径，既能够激活边境县域经济发展、缓解人口空心化等问题，也成为强化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本研究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安全—发展—治理三维分析框架对边境县域旅游发展困境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边境县域旅游发展面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资源转化与市场认知障碍并存，治理体系中主体协同与制度要素滞后相互掣肘的困境。边境县域旅游发展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既需要以底线思维夯实安全屏障，更需要同步提升发展效能与治理韧性，将旅游发展作为统筹边境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工具，加快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旅游兴边已从产业经济发展上升为边疆治理乃至国家战略全局中的关键支柱与驱动力量。对于旅游兴边的研究，可进一步构建边境县域旅游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开展量化评估，并加强边民与游客等微观层面的实证调研，以深化旅游兴边内在机理的认识，为旅游兴边的精准实施与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术支撑。
注释：
①2023年1月20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县级白杨市；2024年12月27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进一步设立和安县与和康县。截至目前，中国陆地边境县域共计143个。本文以《中国民族统计年鉴2023》所对应的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为研究对象；2023年以来新增县级建制未纳入统计分析。
②数据查询时间截至2025年9月25日。
③数据来源：各陆地边境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与政府工作报告(基于数据可获得性,西南陆地边境县域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缺失值依据往年数据变动趋势推算补齐。
④数据来源：布尔津县《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福海县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梁志.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述评[J].中共党史研究,2022(6):125-143.
[2]温士贤.边境旅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与路径[J].思想战线,2025,51(2):49-58.
[3]吕文利,张玲.国家安全视阈下中国沿边地区人口最新实态及其类型化研究——基于140个边境县的人口样本考查[J].思想战线,2024,50(5):115-125.
[4]段成荣,盛丹阳,刘涛.人口流动对边境地区人口安全的影响及机制分析[J].人文地理,2022,37(4):149-157.
[5]人民网.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EB/OL].(2024-04-24)[2026-01-12].//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4-04/24/content_26054187.htm.
[6]赵耀,张素梅.兴边富民视域下国内边境旅游研究——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J].社会科学家,2023(5):50-56.
[7]宋瑞.面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十五五”旅游业发展[J].旅游学刊,2026,41(1):3-5.
[8]王悦.中国陆地边境跨境旅游国际合作深化路径初探[J].贵州民族研究,2025,46(4):99-106.
[9]徐哲俊,刘羽,崔文.中朝边境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J].东疆学刊,2025,42(3):38-45+143-144.
[10]田里,孟帅康.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韧性视角[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2):80-89.
[11]田里,孟帅康,王桀.权利让渡与利益分歧：边境旅游与国家安全关系研究——以云南省打洛镇为例[J].地理科学,2023,43(12):2091-2100.
[12]黄爱莲.中越边境地区红色旅游资源安全管理研究——以广西龙州县为例[J].社会科学家,2026(1):96-104.
[13]王峰,全山鑫.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活力空间错位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5,45(1):204-213.
[14]王雅文,罗盛锋,黄燕玲.兴边富民行动对广西边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的检验[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3,42(5):94-99,106.
[15]白洋,陈明珠,刘晓燕,等.跨境旅游合作区旅游经济网络时空演化和协同发展模式——基于中国新疆-中亚五国的案例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9):190-198.
[16]吴彦辉,潘冬南.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J].广西民族研究,2023(4):183-189.
[17]周雯婷,丁哲璇,刘玄宇,等.旅游邂逅视角下海洋边境空间的主权实践——以西沙群岛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4,43(9):1826-1838.
[18]唐承财,王希羽,韩莹,等.黑龙江省中俄边境城市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J].中国生态旅游,2024,14(5):1118-1128.
[19]王桀,陈茜,田里,等.自驾游推动下的边境国道G219旅游廊道空间结构[J].地理科学,2025,45(9):1962-1972.
[20]白梦云,耿松涛,严荣.中老铁路与沿线边境旅游协同发展：内部逻辑、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39(5):635-640.
[21]肖金成,马燕坤.加快我国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4,38(4):19-26.
[22]李经龙,郑淑婧.中国品牌旅游资源空间布局研究[J].资源科学,2006(1):174-179.
[23]聂慧娟,张泉.乡村遗产廊道地区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徽州古道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5,46(3):242-254.
[24]尹泽生.地文旅游资源认定的地貌学法则[J].地质论评,2007(S1):160-164.
[25]田里,吴信值,王桀.国外跨境旅游合作研究进展与启示[J].旅游学刊,2018,33(7):52-62.
[26]魏荣杰,王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旅游服务贸易的共生效应、作用机制及模式演进——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实证检验[J].经济问题探索,2025(11):156-172.
[27]新华丝路.对俄免签政策实施半年 黑龙江俄籍游客增长超六成[EB/OL].(2026-03-19)[2026-04-20].//www.imsilkroad.com/news/p/805822.html.
[28]央视新闻.中国成为越南最大旅游客源国[EB/OL].（2025-02-07）[2026-01-25].//news.cnr.cn/native/gd/kx/20250207/t20250207_527064238.shtml.
[29]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云南石梯村：农民变“鸟导”[EB/OL].(2024-04-30)[2026-01-25].//www.forestry.gov.cn/c/www/ggsllvcy/560631.jhtml.
[30]中国日报网.2024云南经济这么干|德宏:沿边开放变中求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EB/OL].(2024-06-07)[2026-01-25].//yn.chinadaily.com.cn/a/202406/07/WS666284aaa3109f7860de0ed5.html.
[31]云南省人民政府网.我省聚焦产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边境幸福村 幸福在升级[EB/OL].(2025-10-05)[2026-01-25].//www.yn.gov.cn/ztgg/jdbyyzzsjzydfxfyqj/gcls/yw/202510/t20251005_318446.html.
[32]徐平,陈宁宁.从两个“大变局”看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0(3):1-9.
[33]临沧市人民政府网.云南耿马：点亮千年“非遗”奏响时代乐章[EB/OL].(2025-09-17)[2026-01-25].//www.lincang.gov.cn/zfxxgk_lcs_kxjsj/artview/2440/333231.html.
[34]杨兵.“阿者科计划”旅游减贫方法的经验与反思[J].旅游学刊,2024,39(8):13-15.
[35]蒋秀芳,钟洁.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效评估、关键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6(3):37-45.
[36]杨继文,虞子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探索、模式归纳与法治进路[J].民族学刊,2025,16(10):91-103,160.
[37]兴安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兴安盟|以旅为媒赋能“三交”深融 三措联动激活团结进步新引擎[EB/OL].(2025-07-02)[2026-01-25].//mw.nmg.gov.cn/xw/msdt/202507/t20250709_2755959.html.
[38]唐爱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社会主义研究,2019(5):49-55.
[39]田里,孟帅康.边境旅游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解构与重构[J].旅游学刊,2023,38(2):160-168.
[40]环球时报微博.印度在边境搞“战地旅游”存在多重隐患[EB/OL].(2025-08-04)[2026-01-25].//weibo.com/1974576991/PEiPNrBBe.
[41]张明明.论非传统安全[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9(4):111-116.
[42]何清新.边境民族文化的跨国传播危机[J].青年记者,2013(8):68-69.
[43]刘民坤.边境旅游地区的国家文化安全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文化与传播,2025,14(5):87-101.
[44]田里.边境旅游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J].湖湘论坛,2022,35(2):66-77.
[45]朱鹤,唐承财,王磊,等.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旅游地理青年学者笔谈[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4):992-1016.
[46]芮旸.观念—行动—结果视角下的特色保护类村庄资源转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与重要议题[J].自然资源学报,2026,41(4):1173-1193.
[47]李一祾,昌隽如.赫哲族非遗文创品牌的构建——以“赫哲印象”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4(4):25-27.
[48]唐雪琼,钱俊希,杨茜好.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9):1081-1091.
[49]周嘉琦,邓卫华.开放式创新社区中交互信息对用户高质量参与的影响研究[J].情报科学,2025,43(2):11-21.
[50]张生瑞,王英杰,鞠洪润,等.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20,39(2):414-429.
[51]孙九霞,张凌媛,罗意林.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发展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3,38(2):318-334.
[52]陈艳艳,李琳娜,王鹏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基于多案例的考察[J].学习与探索,2024(5):109-119.
[53]李俊清,阿梨玛.内蒙古边境牧区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理论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1):84-90.
[54]李蓉.中国—东盟跨境旅游综合治理路径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23(8):59-67.
[55]杨雄显,陶庆,岩坎恩,等.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旅游管理现状及对策建议[J].林业建设,2025,43(2):1-3.
[56]宋周莺,姚秋蕙,胡志丁,等.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尺度困境”——以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为例[J].地理研究,2020,39(12):2705-2717.
[57]袁沙.“十五五”时期我国边疆地区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路径优化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5(5):55-63.
[58]蒋露娟,潘冬南,肖婷婷.兴边富民行动背景下广西边境旅游发展策略研究[J].特区经济,2025(2):95-98.
[59]腾冲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政协腾冲市第三届四次会议第65号提案的答复[EB/OL].（2025-07-14）[2026-01-25].//www.tengchong.gov.cn/info/25681/5692983.htm.
[6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3-06-03(01).
[61]田里,闫子豪,张鹏杨,等.中国边境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安全韧性协同演化[J].经济地理,2025,45(10):204-214.
[62]田里,闫子豪,王桀.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J].生态经济,2023,39(7):149-156.
[63]崔哲浩,崔逢花.全域旅游视域下边境旅游试验区建设模式及路径研究——以东北中俄边境地区为例[J].广西社会科学,2024(2):9-20.
[64]李伯华,黄洁,窦银娣.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9,35(3):425-429.
